番外 鸟山三穗与王庆收（一）（1 / 2）
这是一个不幸的小孩的故事。
他叫三穗，鸟山三穗，但这名字在1945年深秋的吉林乡下，没人认得，也没人稀罕认得。
大家、主要是屯里的乡亲们……再具体点主要是和三穗一般大的孩子们，他们私下里都叫他“小鬼子”。
这个称呼中的“小”，是考虑到三穗年龄后加上的“恶意”。
他像颗被狂风吹落的、未熟的果子，骨碌碌滚进了中国东北这片厚实的黑土地，滚进了靠山屯王家那铺着破苇席的土炕上。
那一年，他八岁，裹着一身辨不出原色的破棉絮，头发枯黄虬结，小脸皴裂得如同老树皮，只剩下一双眼睛，大而空洞，盛满了不属于这个年纪的惊恐和茫然。
当时把三穗送到王婶家来的是一位八路军的战士，一米八几的山东大汉，出现在村口的第一眼，乡亲们还以为是打了只鹿的猎户。
并不是说这位战士粗暴地对待了三穗，而是政委的原话就是“这小孩不能出一点事”。
不到二十岁的战士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哪有机会娶妻生子、学习小孩的抱法？于是他只能按自己的理解，像捧着炸药包一样把三穗夹在腋下进了屯子。
炸药包在战士心里就是这样贵重的东西。
在村里老人的指引下，战士来到了王婶家门前，空着的手里拽着张政委特意写下的条子，上面是“鸟山三穗”的汉字。
战士向王婶和王老头解释了三穗的来历，他是跟着溃败的关东军眷属队伍逃难时掉队的，没人知道他的父母现在怎么样。
战败的消息像野火燎原，恐惧和仇恨则烧得更旺。当这支狼狈的逃难队伍经过中国人的村落时，村里的人们拿着锄头、镰刀就围了上来。
事实上找不找得到趁手的农具已经不重要了，据三穗的回忆——“那些人的眼神就像刀子”。
混乱中，不知是谁推搡了他一把，他跌倒在冰冷的泥地里，再抬头时，那些曾经熟悉的、裹着和服的背影，已消失在漫天扬起的黄尘里，连头都没回。
他被抛弃了，像一件无人在意的碍事破烂行李。
村民们拿这个小孩毫无办法，其中也不是没人提出过一些“过激”的报复行为，但人又岂能做出与禽兽一样的行径？
后来，三穗被交给了路过的八路军。再后来，三穗来到了王婶家里。
战士把字条和三穗一同交给了王婶夫妇，他摆弄了好一会儿才搞清楚这张四方字条的正反，指着上面全屯都没几个人认识的汉字说道：“喏，鸟、山、三、穗。我们政委说了，这个‘穗’在日本就是粮食的意思，这小孩也是农民的孩子。”
王婶心软，见不得活物遭罪，哪怕这是个“小鬼子”，她把三穗从战士手里拽起来，拍打掉他身上的土坷垃和冰碴子，叹了口气：“造孽哟，这么点个小人儿……”
王老头是个闷葫芦，一辈子都在地垄沟里刨食，老实得也像块土坷垃。他到死话都不多，说给三穗听的第一句话——即便三穗当时听不懂——就是给他重新起了个名字。
“王庆收，都是粮食，都是丰收，不打紧。”
战士在临走前留下了一些钱财，擦了擦三穗的鼻头，他并不觉得这个异国的小孩和本地的小孩有什么区别，一来二去倒还有些舍不得了。
“小家伙，我走了你要听王婶的话，要是我跑快点搞不好还能帮你追上你爹娘呢！”
后来，战士再也没有回来。同一天，村里的货郎说县城有日本人闹事，有兵被打死了……
王家穷，穷得叮当响。
土炕冰凉，苞米面糊糊稀得能照见人影，三穗的到来让本就紧巴的日子勒得更紧。
屯里人风言风语，戳王老头和王婶的脊梁骨。
“王老蔫，你捡个鬼子崽儿，图啥？养大了咬你手脖子？”
“王婶子，心善也不能喂了狼崽子啊！想想你家大儿子！”
王老头蹲在门槛上抽着旱烟，烟雾缭绕里看不清表情，半晌才闷闷地吐出一句：“总归是条命。”
王婶则把三穗往身后拉了拉，用瘦弱的身子挡住那些刀子似的目光。
三穗听不懂太多话，但那浓浓的敌意和“小鬼子”的称呼，却依然能像刺刀一样扎进他心里。
他缩在王家炕梢的角落，像只受惊的鹌鹑。王婶给他端来一碗热乎的苞米碴子粥，他不敢接，只是用那双惊恐的大眼睛看着她。
王婶就把碗塞进他冰凉的小手里，粗糙的手指碰了碰他皴裂的脸颊，用起来她养自己孩子时的办法生硬地说：“吃！不吃就饿死！”
日子在寒冷和沉默中一天天度过。
三穗像王家养的一只沉默的猫，小心翼翼地学着干活：抱柴火，扫院子，给鸡撒把瘪谷子。
他学得很快，手脚麻利，生怕慢一点就被嫌弃、被赶走。
他怕见生人，尤其怕屯里那些半大小子。他们朝他扔石子，学着连他也听不懂的日本话怪叫，骂他“小鬼子”。
有次他被堵在村口的草垛旁，拳头和泥块雨点般落下来，他抱着头蜷缩着，不哭也不叫。他在来到王婶家前吃得不差，和这些从小就饥一顿饱一顿的孩子比起来强壮不少，但从未反抗过，生怕一反抗就会被赶出去。
还是王老头扛着锄头路过，像拎小鸡崽一样把那几个小子轰开，然后一言不发地把他拎回家。王婶用热水给他擦洗脸上的血污和泥，一边擦一边掉眼泪，嘴里骂着：“这帮天杀的猴崽子！”
三穗看着她浑浊的眼泪，想到了自己生死不明的母亲，第一次觉得这从来添不满柴火的冰冷土炕似乎有了一丝微弱的暖意。
渐渐地，那铺土炕上三穗的位置从炕梢挪到了炕头，离烧火的灶膛越发近了些。
王婶开始教他说话，指着碗说“碗”，指着水说“水”，指着天上的老鸹说“老鸹”。
三穗学得很认真，咿咿呀呀地跟着念，声音细弱得像蚊子叫，他不再只是“小鬼子”，王婶也开始叫他“收儿”，王老头也偶尔闷头递给他一个烤得焦香的土豆作为奖励。
因为他学会的第二句中国话就是自己的中国名字。
至于第一句，那是自己穿军装的亲生父亲教的，他从来不说，因为父亲说那是中国人求饶时才会说的话，自己能听懂就行……
真正让三穗心头那块坚冰裂开一道缝的，是王婶教他写名字。
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冬日午后，窗外飘着细碎的清雪，王婶从炕柜最底下摸出个旧箩筐，里面有几张泛黄的毛边纸和半截快秃了的铅笔头。
她盘腿坐在炕上，把三穗拢在怀里，用那双布满冻疮和老茧的手，笨拙地握住铅笔，在纸上照着王婶从县城讨来的字条临摹。
“看好了，收儿，”王婶的声音带着点难得的柔和，“这是‘王’，咱家的王，代表大富大贵的王，知道吗？”
她一笔一划，写得很慢，很重，虽然不熟练得像是要把这字刻进纸里，但也是为了刻进三穗的心里。
“‘庆’，喜庆的庆，盼着咱家以后能有点喜庆事儿，比如等你长大了给你讨个媳妇儿……屯里可能有点难，没关系，我们去远点的村子讨！”